自1928年4月下旬工农革命军被打散、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转移鄂西后，湘西北党的工作陷于停顿。5月，为了加强对湘西地区党的工作的统一指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将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另在工农革命军中组建湘西前敌委员会，管辖工农革命军及其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并派原负责湘西北地区工作的湘西特委委员陈协平赴桑植参加前委工作。因途中受阻，陈协平直到7月初才抵达洪家关与贺龙相会。与此同时，上级委派的黄鳌、汪毅夫等，也先后到达桑植、鹤峰边界。于是，根据省委决定，正式成立了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前委成立后，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简称湘西红四军），军长贺龙，党代表恽代英（未到职），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全军1500多人。同时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决定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扩大游击战争，向石门发展，向常德取包围态势。

为了策应石门南乡起义，配合石门、临澧、常德、桃源等地开展的革命斗争，8月上旬，湘西前委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向石门进击。8月下旬，抵达石门西北重镇磨市，与中共石门县委取得联系，得知南乡起义已遭失败，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石门西北乡为中心发动四周武装暴动，进行武装割据。随后，工农革命军游击石门、澧县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9月上、中旬，在渫阳、泥沙连续遭敌袭击，损失惨重，军参谋长黄鳌和师长贺锦斋等100余人牺牲。10月，第四军退回桑鹤边界的堰垭、红土坪、梅坪一带，利用崇山峻岭与敌周旋。时值冬初，部队缺吃少穿，处境十分困难，一些投机分子拖枪叛变，不坚定分子离队出走，到11月初，全军减员到100余人。

1928年4月到10月的半年内，工农革命军两起两落，不断遭受重大挫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由于部队成分复杂，基层骨干薄弱，党的领导还未在军队中真正确立。工农革命军中汇集了几十支彼此不相统辖、充满矛盾冲突的小股武装，他们之所以投入革命队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或是贺龙的旧部、朋友、亲戚，或是仰慕贺龙的声望，一遇困难和危险，不少人即发生动摇。前委书记贺龙从失败的痛苦中认识到，依靠领袖人物的威望召集的旧式武装，如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进行阶级教育和必要的组织整顿，将他们改造成为一支党所绝对指挥、有高度革命自觉精神、有严格纪律约束的革命武装，要想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但又感到缺乏建设红军的经验。为了得到上级党委的指导和帮助，早在六七月间，贺龙便派卢冬生赴上海，张海焘、陈石清等到湘西、鄂西，找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对贺龙部队的安危很关注。中共中央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贺龙部队失利的消息后，曾派出4个军事干部携带文件赴湘西找贺龙，湖南省委也多次派人（两次派胡俊逸、一次派杜修经）通过湘西特委和鄂西特委寻找贺龙，但均未联系上。

11月初，中共湘西前委收到10月4日由邓小平批示交通员送来的中共中央指示信。信中初步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对贺龙部的顽强奋斗和牺牲精神表示衷心的敬意，并就游击战争的任务、方针及前途等问题作出了明确指示，强调湘鄂边革命武装在目前“应竭力避免与敌人的主要力量直接冲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帮助和发展群众组织，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上来。中央来信使湘西前委大受鼓舞和启发，进一步明确了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向。11月中下旬，中共湘西前委贯彻指示信精神，大力整顿队伍，遣散动机不纯分子，发展党团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充实基层骨干，严格教育管理，逐渐摸索和积累了一整套利用、教育、改造地方土著武装的经验。整训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全军仅剩91人、72支枪，虽然人数减少，但政治、军事素质明显提高，留下的这些骨干成为日后革命武装大发展的基础。

为了扩大湘鄂边武装割据区域，红四军整编后，即向湖北的宣恩、恩施、咸丰、利川、建始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采取利用矛盾，争取下层，打击反动首领的策略，沿途改造、吸收“神兵”武装，壮大红军队伍，逐步打开了湘鄂边斗争的新局面。鉴于活动区域的扩大，1928年12月，贺龙收到中共鄂西特委来信，并受中共湘西特委之托，将湘西前委改为中共湘鄂西前委，负责领导红军和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前委委员由5人增至7人，仍由贺龙任书记。此时，前委加强了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在前委之下设立党支部，管理红军党务，红四军内的党员由原来的40余人增加至60余人，其中士兵党员超过半数。从湘西前委到中共湘鄂西前委的转变，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