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全省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跃，情况也很复杂：既有爱国、抗战与卖国、投降的斗争，也有进步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斗争，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在认识论与学术观点等方面的论争。这些矛盾的性质不同，但有时交错，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团结、引导思想文化界的进步力量，在政治思想上与国民党顽固派鼓吹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全省民众表现出了要求抗日救亡的政治热情。而国民党当局对民众的抗日救亡呼声和情绪，则采取束缚和压制的态度。1937年8月3日，国民党省党部颁布了《人民团体战时宣传信约》和《抗敌宣传小册》，明文规定救亡宣传必须遵循如下3条原则：（1）“必须绝对服从最高领袖”和“坚定三民主义信仰”；（2）不能宣传国共合作；（3）必须戒绝阶级斗争和“民治”呼声。这是国民党法西斯主义和片面抗战路线在湖南的反映。其鼓吹盲目服从、盲目信仰，目的就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束缚人民群众爱国抗日的手脚。

中共湖南省工委积极领导和组织思想文化界进步力量批驳所谓“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谬论，提出了抗日救亡运动应该遵循的4条原则：

（一）唯有具备革命性质和先进性的政党，才能成为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徐特立随后发表《政党与政府》的文章，批评国民党省党部散布的“当然领导权论”，提出了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政党应该做到：第一，能起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的作用即颁布正确的政治理论、政治纲领和政策。第二，该党的每个党员皆应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党纲，自觉执行党的政策，成为民众的表率，以使“民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的救星”。第三，该党掌握领导权，只能“通过自己所提的政纲和政策的实现”，而非“包办一切”政治，实行“党的专政”。

（二）反对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要求扩大民主，以利发动民众抗日。湖南《大公报》撰文提出：“政治要民主化，政府要与社会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动员举国上下一致抗日，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或者不可能使抗战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中共溆浦县委机关报《呼声报》指出：“对外抗日、对内民主自由”应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原则”；国民党鼓吹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治术”，是与民主政治根本对立的，是破坏与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毒瘤，“足以断送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为着要彻底改善人民生活，唤起全国民众，发动全面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为着要消灭封建势力，提高人民政治认识的水准，必须执行彻底的民主政治。“它”不但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抗战胜利后的建国基础。

（三）强调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5月，徐特立连续发表《国共合作与抗战前途》、《目前政治形势与今后抗战的任务》两篇文章，深刻指出：湖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是一致的。如果只有民族斗争而无阶级斗争，“民众便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导致“民众不信任政府、不积极抗战”。因此，必定要以一定程度阶级斗争辅助民族斗争，“如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严惩奸商，赈济灾荒等，以照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力军——工农兵群众的利益，调动其抗战的决心和力量”。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中国现今社会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但是，当前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为目的的，阶级斗争应服从民族斗争。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以致损害了民族斗争，也会“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四）坚持依靠民众抗战，切实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3月17日，《抗战日报》发表文章《我对于动员民众的意见》，明确提出组织民众抗战，是能否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问题，而要动员民众，则应采取革命的三民主义。第一，动员民众必须戒绝官僚作风，平等对待和相信起用深孚众望的民众领袖；第二，动员民众必须彻底开放民主，不要叶公好龙，无论何党何派，只要其能组织民众，便应让其放手工作；第三，动员民众必须改善民生，澄清吏治（尤其乡镇机构），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取缔一切剥削机关。否则，民众深受其害，就会认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不过如此，如何能够接受动员，投入救亡？！

通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不少民众逐渐认清了国民党鼓吹一党专政理论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和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为湖南广大民众所认同、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