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湘，1905年出生在长沙县福临铺镇。9岁随父亲逃荒到长沙，1921年，在毛主席、何叔衡等革命活动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和创建苏区的一系列战斗，是中央红军中赫赫有名的红军师长。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接连通过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湖南道县。这时，蒋介石紧急调集26个师30万大军，在潇水至湘水这个盆地上，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在道县豪福村发布抢渡湘江的战斗命令。三十四师受命担任全军的总后卫，掩护主力部队渡江。

战斗打响后，朱德给三十四师下了一道死命令，要三十四师以最坚决作战，直至战到最后一个战斗人员。陈树湘带领部队赶到广西灌阳一带，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了激战。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异常艰苦。三十四师前后左右，已云集了敌人三路大军，近十个师的兵力。同时，因为军委纵队携带了大量的坛坛罐罐，每天行军速度只有20公里，本来轻装一天可走完的路，却走了两三天。战斗每坚持一分钟，就意味着一个连一个排的消失，这对负责殿后的三十四师来说则更为艰苦。战斗到底打得有多惨烈？看过电影《血战湘江》的人，一定对这一幕印象深刻，陈树湘站在战壕里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必须牵制住这里的三万桂军，一个都不能让他们逃出枫树脚。听我的命令，三十四师三个团，团长战死，团参谋长顶上，团参谋长战死，营长顶上，营长战死，连长顶上，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三十四的耻辱。”经过四天五夜的浴血奋战，三十四师完成了掩护任务，确保了红军主力全部渡过湘江。但是，三十四师的6000人只剩下了2000人。

主力部队渡江后，三十四师要迅速赶到渡口渡江。但阻击地离渡口还有80公里，通往渡口的所有道路都被封堵了，渡口也被敌人占了，并且，国民党很快就发现这支孤立无援的队伍，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合围而来，他们只有誓死突围。此时，陈树湘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各级指战员都基本牺牲了，全师所剩不到1500人，电台被炸毁，与中央的联系也断了，一切只能靠自己。陈树湘决心，尽一切努力保存这支革命队伍。他向全师宣布：“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但只要我们谁还活着出去，三个月以后井冈山上再见，咱们从头再来。”他们一路向东突围，又一次翻越广西、道县一带的大山。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冬天，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他们身上还穿着单衣草鞋，衣服早已破烂不堪，粮食也早已吃光了，山上一切能吃的也都拿来充饥了，饿急了，只能一捧一捧的雪水往口里塞，即使如此，他们却连片刻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要时刻准备战斗。最后，陈树湘只带着200多人突出了重围。

他们来到江华县牯子江渡口，渡江的时候，陈树湘的腹部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流血不止，他用绑带死死地扎紧伤口，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斗。陈树湘在道县四马桥最后一次集合队伍，清点人数，仅存的一位排长向他报告：“我们现在还有53人，15名轻伤，7名重伤，而子弹只有100来发了。”良久，陈树湘对参谋长王光道说道：“老王，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把这支队伍交给你，你一定要将他们带出去!” 陈树湘心里清楚，要全部冲出去已经不可能了，出发时6000多人，现在只有不到100人了，一定要保留革命火种。于是，他再一次担负后卫掩护任务，带领自己的警卫员，进行反击。最后，子弹打光了，陈树湘被捕。湘军军阀何健命令，活着把这个红军师长押到长沙。湘军士兵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邀功请赏，躺在担架上的他痛苦万分，他觉得作为一名红军师长，被押到蒋介石、何健的审判桌前，这是他的屈辱，也是整个三十四师的屈辱。陈树湘乘敌人不备，几乎用尽最后的一点力量，从腹部的伤口，毅然扯出肠子，使劲全力绞断，壮烈牺牲，兑现了他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穷凶极恶的敌人在陈树湘牺牲后，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挂到了陈树湘老家的城门上。城门正对面就是瓦屋街，陈树湘就是以这种方式回到了他入团、入党，立志参加革命的地方。习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强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陈树湘用如此悲壮的方式，树爱国之志，践爱国之行，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