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新生的共和国政权面临着欧美势力的威胁，核武器的获取成为了一项迫在眉睫的事。然而，由于赫鲁晓夫的上台，中国与苏联交恶，从苏联手中获取核武器的计划破产。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政治局决定，集中财力把“两弹”研制出来，就这样，自主研发原子弹的“596”计划诞生了。由于国防需要，这项计划高度保密，所有参与“两弹”研制的科学家们，直到二三十年后才为人们所知晓。

陈能宽，就是这批科学家中的一员。1923年5月，陈能宽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的一个中产之家。在湘西秀美山水中，城陈能宽一天天长大。1942年，19岁的陈能宽从雅礼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了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在这里陈能宽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4年后陈能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于次年考上了由政府资助的自费留学，远赴美国，入耶鲁大学就读。勤奋刻苦的陈能宽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陈能宽又师从哥廷根学派大师、物理冶金学的著名学者麦休森教授学习，用了两年时间获得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毕业后的陈能宽，又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西屋电器公司任职。

在美国学习工作的这几年里，陈能宽建树颇多。尤其是他与别人合作发表的《金属晶体中滑移线传播的微观电影显示》，被公认为是金属物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创举，得到了国际冶金界同行的广泛认可。这篇论文的发表，奠定了陈能宽在金属物理领域不可动摇的先驱地位。

1955年底，决心回国报效国家的陈能宽排除万难，终于回到了祖国，在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陈能宽以自己长期从事金属物理领域的经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实验问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人才，对新中国材料科学的发展贡献卓著。1960年6月，陈能宽37岁，正值壮年，学术研究进入了高产期。就在这时候，他接到了一项任务：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为院），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

此时，我国在核武器研究领域几乎称得上是一片空白，除了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人员之外，一无所有。陈能宽受命负责两项重任：设计爆轰波聚焦元件，测定特殊材料的状态方程。这两项任务都是核武器事业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没有实验室，更没有实验设备。陈能宽率领着一群不满30岁的年轻人，靠着土办法，在铁锅和旧的军用桶里熬煮、搅拌炸药，硬生生浇筑出了上千枚实验炸药部件。这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供应艰难，科学家们无论是研究还是生活的物资都得不到保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陈能宽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1963年，陈能宽被任命为实验部主任和“冷试验”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爆轰物理、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炸药部件和核材料部件研制等任务。

陈能宽和一批核武器研究人员响应国家号召，转战塞外荒漠。1964年2月，陈能宽又被任命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也是在这年的6月6日，原子弹实验基地进行了预定计划的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为我国首次核试验铺平了道路。时间到了1964年的10月16日，这一天，在新疆罗布泊，大地震动，在轰鸣声中，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冲天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令世界震惊。然而，这时的陈能宽还是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按照上级的指示，氢弹的研制也被提上了日程。这又是一条探索—失败—总结—再探索的道路，道阻且长，然而陈能宽等人却不曾止步。

1967年6月17日，在祖国大西北上空出现了两个太阳——中国人自力更生研制、设计、制造的氢弹试验获得圆满成功。1986年7月，陈能宽被任命为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这一年，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然而，他日思夜想的父母已不在人世了，他的大哥二哥也去世了。年过花甲的妹妹抱着陈能宽，泣不成声：“哥，这些年你都去哪了？妈妈生前那么疼你，临走时还在呼唤着你的名字啊。”陈能宽长跪在父母的坟头，老泪纵横。

没有陈能宽等一代先辈的无私付出，就没有我们后辈今天的美好生活，他们身上这种无私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正如陈能宽对科研队员们说的“我们消失这些年是值得的，可以为祖国写篇大论文。”他用二十五年，为祖国写了篇大论文，这篇大论文，字字都是血汗，句句都是血泪，为祖国写下了和平昌盛的新篇章。